流动性是一种资本，一个人的流动能力和机会可以带来实际收益。但在疫情下，流动不再是资本，真正掌握资源的人才可以不流动——他们把自己的流动行为外包给了另外一些人，比如外卖员、快递员、保安、清洁工，是他们令疫下生活得以继续运转。这种“外包”，构成了“流动性的再分配”。问题是，疫情带给他们的能见度，但会不会也带来发言权，以及更多福利呢？
疫情，在一年一度地表最大的人类迁徙“春运”开始时，爆发了。封路，锁城，回了老家的人出不来，留在工作地的人没工开，经济乱了，人们的计划也跟着乱了。情急之下，他们涌入了外卖行业成为新骑手——这一行被称作“灵活就业”、“就业蓄水池”，唯独不算失业。本打算跳槽去深圳的程序员成仔，外卖一跑就是大半年，而健身教练阿力的老东家关门大吉，至今仍在帮人搬家，这成了他维持身材的新方式。
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，两位重量级学者同在3月19日写下评论文章。朱迪斯·巴特勒（Judith Butler）认为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令病毒必然地具有歧视性，而大卫·哈维（David Harvey）则写道，“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透过那些随处可见的’习惯性’歧视慢慢渗透”，例如，谁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，而谁的不能，或是谁负担得起自我隔离，谁又负担不起。
对于因疫情冲击而只能在家靠互联网来上课的中国学生而言，这个问题变了个问法：谁拥有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来连入课堂，而谁却只能被迫休学。
从1月22日香港出现首个肺炎确诊病例，到3月28日限聚令颁布，到5月8日连续多日零确诊后放宽限聚令，香港度过了疫情阴影笼罩的四个月。度过了两个月的平静，瘟疫在7月再次于香港突然爆发，来势凶猛。自去年6月开始的香港反修例运动，去年年底起街头冲突有减弱之势，而随着法律、政策的颁布，遭遇疫情后，进入了更大蛰伏。疫情肆虐时，示威者们在干什么？疫情又给带来运动怎样的影响？
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得最严重的时刻，以火神山、雷神山为代表的临时医院迅速建立，它们后来被认为是中国速度的奇迹代表。而在一座座崛起建筑的背后，是不少没有劳动合同、报酬低廉的建筑工人。援建之后，因为疫情，他们一度被封印在隔离点，无法离开，也拿不到赔偿。终于，在浑浑噩噩的等待后，有一天，100多号人，向大门走去。
疫情令百业停摆，但家户内的劳动却还得继续。民间性别研究志愿者组成的“疫情与基层女性关注组”调查了全国30省市的662位基层劳动女性，发布了《疫情中的基层女性状况调研报告》。歪脑找到了其中几位受访者，还原数据背后她们的疫下生活。
